《春秋》和《左传》 ——礼崩乐坏是什么意思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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春秋战国时期，封建秩序逐渐解体。孔子他老人家感叹“礼崩乐坏”。这段历史，我们大家都知道，但当时社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，让孔老夫子如此郁闷和感叹？这个“礼崩乐坏”到底是什么意思？
其实，这些历史都明明白白地写在孔子编辑的《春秋》中，但《春秋》可不是那么好读的。如果你手边有《春秋》，打开看看，就会发现，都是一些非常简短的大事记，比如：
“夏，五月，郑伯克段于鄢”
“三月，庚戌，天王崩”
“冬，公如晋，至河，有疾，乃复”
看上去就是一本枯燥的流水账，记的都是莫名其妙的陈年旧事。估计你看不上两页就会看不下去，扔到一边。实际上，不仅是你，宋朝的王安石都说，《春秋》就是“断烂朝报”——一堆乱七八糟的破档案，没啥可看的。
《春秋》当然很有的可看。中国人都看了两千多年了，至今还在看，以后也还会看下去。内行看门道，外行看热闹。读了杨照先生的《左传：封建秩序的黄昏》，你就会理解，为什么说《春秋》是微言大义，以及什么是“春秋笔法”。
我们先来看一个《春秋》里记载的历史事件。
鲁桓公十八年，春天，鲁桓公带着夫人姜氏去了趟齐国。这个姜氏，是齐襄公同父异母的妹妹。两口子回趟娘家。
没想到，到了齐国，齐襄公居然和自己的妹妹私通，还被鲁桓公知道了。鲁桓公气得破口大骂姜氏。可是，姜氏不但不羞愧不认错，反而去向齐襄公哭诉告状。
更闹心的是，齐襄公和这个姜氏私通，其实不是第一次，早就有了，并且很多人都知道，只有鲁桓公被蒙在鼓里。其实，这次鲁桓公出门时，大臣申繻（xu，一声）就警告说：留神啊，别违反了礼啊。最好别去。
到了四月，齐襄公设宴招待鲁桓公，派个名叫彭生的贵族公子去接鲁桓公。鲁桓公半路就死在了车上，显然是遇害了。鲁国人气愤不已，对齐襄公说，必须杀了彭生，一命还一命，否则诸侯都不会答应。齐襄公只好把彭生给杀了。
鲁桓公死了，姜氏干脆留在齐国不回鲁国了，鲁国国君夫人的名分也不要了。这是把不要脸进行到底了。
姜氏不回国，鲁桓公的葬礼没法举行。即位的鲁庄公是姜氏的儿子。看到自己的妈这么不着调，鲁庄公也无可奈何。一直耗到第二年三月，姜氏正式留在齐国，鲁庄公宣布和自己的妈断绝关系，这才着手操办鲁桓公的葬礼。
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！
这哪是什么国君贵族啊，就是一帮臭流氓啊。兄妹之间通奸乱伦。齐襄公明明理亏，却仗着齐国是大国，公然把戴绿帽的鲁桓公给杀了。贵族公子彭生给人干脏活儿，最后成了替罪羊，丢了性命。鲁庄公有个那样的亲妈，简直要被气死。
实际上，这只是春秋时期众多悲剧、闹剧中的一个。司马迁计算了一下，说《春秋》的记载中，弑君三十六，亡国五十二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。真是一个乱七八糟的时代啊。
这就是春秋时的礼崩乐坏。现在大家理解孔老夫子为什么那么痛心疾首了吧。换了你，面对这一大堆胡作非为，再想到周文王、周武王、周公旦这些伟大人物建立周朝时的光辉事迹，他们的子孙后代居然堕落成了这副德行，恐怕也只能捶胸顿足地叹息吧。
知道了这些事情，再看《春秋》，就看出门道来了。
《春秋·庄公》那一章的第一句是：元年春王正月。
看上去啥也没说，流水账，断烂朝报，再去看《左传》给出的解释，明白了。原来，这句的写法不正常，很特殊。正常的写法是：元年春王正月，公即位。
特意不写“公即位”，就是要指出，鲁庄公的这次即位，一团乱七八糟，一大堆闹心事，简直不像话。
现在大家知道《春秋》的风格了吧。就是一个板着脸训人的老头子。历数乱世中的种种胡作非为，提出严厉批评。实际上，《春秋》并不是一部历史书，而是一部道德教化书。书中选择哪些历史事实，具体怎么下笔写，不是简单地记流水账，而是都有一番用意，这就是所谓的“春秋笔法”。
再举一个例子。我们上面提到的那一条：“冬，公如晋，至河，有疾，乃复”。这条的字面意思是：这年冬天，鲁昭公要去晋国，到了黄河边，生了病，就回来了。
看上去平淡无奇，但背后也是另有故事。这一年，鲁国侵略旁边的一个小国。小国去找当时的霸主晋文公告状。晋文公责令鲁昭公做出解释。鲁国派出使者到晋国，晋国扣下了使者。鲁昭公害怕了，只好亲自去晋国。到了黄河边，也就是到了国界，晋国宣布拒绝接待。鲁昭公只好灰溜溜地回来了。
按照封建秩序，鲁国国君和晋国国君是同一等级的兄弟。无论是鲁国侵略小国，还是晋文公羞辱鲁昭公，都违背了封建宗法制度，坏了规矩，很不像话。《春秋》故意记下这件事，并且记为看上去很正常、不违反封建秩序的“有疾，乃复”，实际是在说，瞧瞧你们这帮家伙干的这些好事。
类似的例子近代也有。1900年，八国联军打进北京。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仓皇西逃，一直跑到西安。这件事，史书上怎么写呢？记为“庚子西狩”——到西边打趟猎。太后、皇上一大帮人，离开首都，跑到西边的大野地里，正常情况下只能是去打猎啊。
之所以这么写，是默认大家都知道庚子年间发生的事情，说个“西狩”就够了，大家都留点面子，不必说得那么直白。
编写《春秋》的人，同样是默认大家都知道当时发生的那些事。《春秋》冷冷的简短叙述，当时人就能看出其中强烈的道德含义，足以让“乱臣贼子惧”。还是那个定位。《春秋》不是历史书，而是道德教化书。
问题是，庚子年间的事情我们知道，两年多年前春秋时的事情，后人哪里会那么清楚啊。所以，《春秋》从来都不是单独存在的，必须有人给《春秋》做注解，把那些表面的流水账背后的事情说清楚。
果然，《春秋》从一开始就是和注解一起流传的。根据汉朝的记录，给《春秋》做注解的共有五家，注解者分别是：公羊、谷梁、左氏、邹氏、夹氏。最后两种后来失传了。流传下来的三种是《春秋公羊传》《春秋谷梁传》和《春秋左氏传》。最后一本就是《左传》。
这三部注解有什么区别呢？大体说来，《公羊传》《谷梁传》就是老老实实地注解《春秋》，先列出一句《春秋》里的经文，然后做出注解，说明字句是什么意思，为什么要这么说，用意何在等等。
《左传》的注解自由度则要大得多，经常会在经文以外补充一大堆事。《左传》甚至比《春秋》还多记了十三年的历史。这样一来，《左传》就把《春秋》文以载道、道德教化的功能发挥得更充分了。所以，在三部注解中，以《左传》最为重要，也最出名。《春秋》和《左传》开创了中国社会“文章教化”“读史以明志”的历史传统。
说到这里，就说到了我们中国历史的一大内在纠结。历史学本身的求真求实，和用历史的教化功能之间，有难以解决的矛盾。有人说，历史就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，想让它成什么样子它就是什么样子。还有人说，所有历史都是当代史。
纠结之处在于，在中国这样高度尊古、崇古的社会里，利用历史影响政治、教化民众，不但难以避免，而且很有必要。毕竟，社会的稳定和存续，要比历史学家的研究重要得多。
但是，如此利用历史，毕竟是一种损失。我们对历史的兴趣，除了要“读史以明志”以外，还有一个重要原因，那就是要突破个体有限的生命体验。
我们都被锁定在自己生命的有限时间里。“前不见古人，后不见来者”。只有学习历史才能让我们意识到，居然还有人曾经以我们这个时空中完全想象不到、或者无法理解的方式去生活，去思考，原来人类的生活和思想是那样多样而复杂。
正是由于这个原因，我们才要去辨伪，要对流传下来的古籍仔细分析，区分出哪些是当时人写的，哪些是后人添加或者修改的，要尽量把种种伪装剥去，露出历史的本来面貌。我们要看原汁原味的历史，因为只有这样，人类生活的多样性、复杂性才会被充分展示。
杨照：（经典里的中国）《左传：封建秩序的黄昏》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，2016年11月。